认知疗法经典案例 - 心理老师大本营

霍莉是一位 19 岁的女孩，她是由纽约的一位儿童心理分析医生介绍给我来进行治疗的。她刚过 10 岁就陷入严重的抑郁之中，多年来一直进行心理分析治疗，但是并不成功。她的抑郁症起源于一场家庭纠纷，这场纠纷导致她父母离婚。

霍莉周期性的消沉情绪经常被大量的自笞行为所打断。她说当她感到沮丧和无望时，她会抽打自己的肌肉，直到看到皮肤流出血来，她才会感到舒服。当我第一次遇到霍莉时，我看到她手腕上有很多红色的纤维，这证明她确实有这种行为。除了这种自残行为——这种行为并不是一种自杀企图——之外，她曾数次试图杀死自己。

尽管她已经接受了各种治疗，她的抑郁症状还是没有削减。在抑郁症状最为严重的时候，她只好住院治疗。就在她被推荐给我之前数月，她还在纽约医院的一个病房内被关了很长时间。推荐医生认为起码应该再做三年以上的住院治疗，并且认为起码在近期内霍莉的症状并不会有实质性的改善。

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，她聪明、伶俐、漂亮。尽管在住院期间她不能去上学，但在学校里还是表现得很好。在老师的帮助下，她还选了几门功课。和许多少年病人一样，霍莉梦想成为一个心理健康的专业人士，但是她目前的治疗医生却告诉她这是不现实的，因为她自己存在着暴发性的无可挽回的情感问题。这一看法对霍莉又是一个打击。

从中学毕业后，她大部分时间花在作为病人的心理治疗上，因为她被认为病得太深，作为非病人的治疗是无法控制她的。绝望之中，她的父亲与宾夕法尼亚大学取得联系，因为他读到过有关我们在抑郁症方面工作的文章。他希望咨询一下，看他的女儿是否还能有另外一种有希望的治疗方法。

通过电话之后，霍莉的父亲作为她的监护人，驱车到费城，以便让我和她谈一谈，看一看有没有治疗的可能性。当我遇到他们时，他们的人格的确显得很符合我的期望。他是一个很放松的温文尔雅的男士；而她则非常吸引人、让人高兴，并善于合作。

我给霍莉做了几个心理测试。贝克抑郁量表表明她的抑郁症很严重，而另外一些测试表明她非常绝望，并且有很强的自杀企图。霍莉谈得很明白：“我想杀死自己。”家族史表明她的几个亲戚也都曾试图自杀——其中有两位自杀成功。当我问霍莉为什么她想杀死自己时，她对我说她是一个懒惰的人。她解释说由于她很懒，所以她没有价值，所以她应该死掉。

我希望能够发现她是否能对认知疗法做出合适的反应，所以我运用了一种技巧，希望能够引起她的注意。我建议我们做一个角色扮演，让她设想有两名律师在法庭上讨论她的案子。顺便说一句，她的父亲碰巧是一名律师，他穿着特别的服装。由于那时我还是一个初来乍到的治疗医师，所以这让我感到焦虑，心里对处理这样一个案子没有把握。我告诉霍莉，让她扮演一个诉讼人的角色，她要试图说服法庭她应该被判处死刑。我告诉她我会扮演一名辩护律师的角色，我会对她所提出的理由的有效性提出质疑。我告诉她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就可以审视她是生还是死的理由，谈话如下：

戴维：她一直能坚持到现在，所以或许她还可以再坚持更长一段时间。她过去并不总是很悲惨的，也没有证据表明她以后会继续悲惨下去。

戴维：这就意味着有两百万美国人是懒惰的。辩护方指出他们没有因此就死掉，所以没有理由说单单这个病人应该死掉。你认为懒惰和冷漠是抑郁的症状吗？

戴维：辩方指出在我们的文化中没有人会因为生病而被判死刑，不管是流感、抑郁还是其他疾病。而且，如果抑郁消失，懒惰也就有可能消失。

霍莉似乎卷入了这个巧妙的应答之中，并且对此感到很惊讶。在经过了一系列的诘问和辩护之后，她承认不存在一个她应该去死的确切的理由，任何讲道理的法庭都会倾向于支持辩护方。更重要的是霍莉开始学会挑战和回答自己的想法。这一过程让她部分地但是立刻就有了一种情绪上的放松，多年以来她第一次体验到这样一种感觉。在咨询过程结束时，她对我说：“这是我所能够记得的最好的感受。不过这时我头脑中出现了一种消极想法：‘这一新的治疗或许并不会像它看起来的那样好。’”有了这种感觉后，她的抑郁情绪一下子又高涨起来。

我向她保证：“霍莉，辩护律师指出真正的问题不在这里。如果治疗没有它想象的那么好，几个星期后你就能发现，你还有机会长期住院治疗。你什么也没有失去。而且，治疗或许会部分地像它看起来的那样好，或者会令人信服地效果更好。或许你愿意试上一试。”她接受了这个建议，决定来费城接受治疗。

霍莉希望自杀，这仅仅是认知扭曲的结果。她把其疾病症状如无精打采，对生活失去兴趣与她真正的自我混同起来，并给自己贴上了一个“懒惰的人”的标签。由于霍莉把她作为人的价值与成就等同起来，她得出结论说她是没有价值的，她应该去死。她遽下结论，认为她永远也恢复不了，没有了她，她的家庭会更好。她夸大了她的不适，她说：“我支持不住了。”她的无望感是犯了先知错误的结果——她不合逻辑到得出结论说她永远不能改进。当霍莉发现她只不过掉进了不现实的想法之中时，她感到如释重负。为了保持这种进步，霍莉必须学会改正其消极思维，这需要进行艰苦的工作。她不会那么容易就让步了！

第一次咨询之后，霍莉又转回费城的医院中，我每周去那里拜访她两次，开始进行认知治疗。她在医院中要接受很多治疗，情绪总是波动很大，不过经过五周之后已经可以出来了。我劝说她注册，成为夏季学校的一个业余学生。这段时间，她的情绪还是老在变化，但是她已经改进不少了。有时霍莉会报告说她的情绪一连几天都很好。这是一种真实的突破，因为这是她 13 岁以后第一次体验到的快乐时光。

不过随后她又会突然重新陷入严重的抑郁状态。这一次，她又很活跃地想自杀，并且极力要让我相信不值得活下去。和许多青少年一样，她似乎不接受所有的人，并坚持认为没有再生活下去的必要。